• 深圳经济处于十字路口 综改方案获批直面机遇
• 2009年06月08日
• 继上海建设金融航运“双中心”方案获得批准实施之后，《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》(以下简称《综改方案》近期也获得了批准。该《综改方案》将推动深港地区形成全球性的物流、贸易、创新、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四大中心。同时，深圳方面还有望获得“四个先行先试”的授权。
  　　
  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深圳“全球金融中心”的提法最终未在终稿中显现，但是围绕深港两地金融合作的方向，相关改革方案还是提出了具体的九大改革创新方向。这些具体而细致的金融创新规划，仍然让人们对深圳金融业发展充满信心，预期着未来深圳和香港并肩建成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区域。
  　　
  　　深圳经济处于十字路口
  　　
  　　深圳经济正处于一个转折的十字路口。随着各地区域性优惠扶持政策的陆续出台，深圳一度独自享受的政策优势已经不复存在。不仅如此，当下的深圳经济甚至面临着更加尴尬的定位。如果论及城市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，深圳显然在行政上无法与北京比较，在金融经济定位上无法和上海抗衡。但另一方面，作为率先发达起来的东南沿海城市，其既有的传统竞争优势也正面临着内陆次发达区域的严峻挑战。
  　　
  　　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深圳经济发展的两难境地：以目前的行政体制架构看，期望获得与直辖市同等级别的战略地位显然非常困难，这制约了深圳经济发展的上行空间；而基于经济排头兵和改革先锋的定位，深圳又不可能允许自己和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内陆城市一样，简单地依靠传统投资项目来维持和拉动经济增长。究竟未来城市的突破点在哪里？《综改方案》或许为这个城市的发展描绘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路线方向。《综改方案》的看点有两大方面，其一是首次明确深圳在经济发展上与香港的密切联动性，“深港联动”成为经济方面的核心定位，这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；其二，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初步铺开之后，深圳作为“特区”的定位并未因此而消亡，恰恰相反，特区的“先行先试”、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特征还将被继续强化，只是其特殊之处体现在了行政管理体制的全面创新，这一点同样堪称为天下之先。
  　　
  　　选择这两点作为深圳未来的方向，颇具深意。前者解决了深圳在内的经济地位上的困局问题，而后者则让深圳拥有了区别于内地所有其他城市的独特属性。更为关键的是，这二者之间还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联。
  　　
  　　事实上，不止深圳一座城市，在国内所有较为发达的地区，都遇到了一个难以被轻松逾越的制度瓶颈，那就是固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内生发展意愿之间的矛盾。尽管发达地区的市场经济力量往往都比较强大，但这并不必然表明行政管理体制能够完全顺应市场力量的要求。恰恰相反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，大政府与大市场并存的现象并不罕见，在国内一线城市往往均是如此。国内一些一线城市的行政管理力量往往非常强大，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反而会更强。具体而言，在一些较为敏感的核心定价领域，比如公用事业、金融服务业、文化卫生产业等，行政管理、人为设置进入门槛的迹象要更加突出。近些年来，经济形势由热至冷的急速变化，导致调控当局拥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预权力，由此甚至出现了随意越界的现象。这些行政管理体制的状况固然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，或许能够成为快速助推经济发展的动因，但是在市场经济初具规模之后，反而会成为发展的瓶颈。
  　　
  　　毋庸讳言，目前国内多数地方政府都还无法达到公共服务政府的水准，无论是行政机构设置、区级层级的划分、财政账面的公开透明等等方面，都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。这些问题尽管是国内城市的共性，但是出于稳定行政体制的考虑，打破固有的管理问题仍然需要慎重的试点推进过程。这正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所因循的路线，也是成功推进重大体制改革所必须的经验。30年前，在市场经济初创伊始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偶然性地选择了深圳，而在30年后，行政体制改革试点则是有意识地落在了深圳，这就是历史偶然与必然的统一。
  　　
  　　经济发展的“深港模式”
  　　
  　　从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看，基于前述的两难因素，深圳已经很难再以一个单独的内地城市定位而获得突破空间，唯有联手毗邻的香港，才能在未来的城市经济竞争中取得体制性突破。
  　　
  　　从某种意义上讲，香港与深圳颇有些同病相怜之感。香港长期以来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，较之于内地诸多一线城市，其在经济上颇有“大佬”风范，但只是如今的“大佬”可谓是廉颇老矣。与纽约、伦敦、东京等其他国际经济金融中心城市相比，香港自身的经济实力不足，其优势以往主要体现在国际自由港的独特定位。而在近些年，随着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，香港经济已经和内地形成极为紧密的联系。就以金融业为例，近些年来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龙头企业，几乎全部都拥有红筹背景，而大型企业IPO也几乎都是来自于内地。但是，长期以来香港的国际化定位却与这一经济现实存在差异，比如港币一直选择紧盯美元，由此很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