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等收入者成“易碎”群体
新一轮分配制度改革启动中等收入者既要“扩容”更要“维护”
上月下旬,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,研究改革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,指出要“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”。
敏感的经济学家很快洞察到,经过20多年的改革,此次收入分配改革“公平”成为了新着力点,中等收入者成了迫切要壮大的社会阶层。这是否预示着,中等收入者很快就要成为我国社会的中坚力量?
事实上,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及时跟上,我国中等收入者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,他们或滑向贫困,或在压力和迷茫中坚守。中等收入者需要“扩容”,也需要“维护”。
受广州“东拓”战略的影响,天河公园板块异军突起,近两年一系列新楼盘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。枫叶路处于天河公园正门口,路的左边是两个新楼盘――历德雅舍和珠江俊园。
相对于广州普通的消费者而言,这两个楼盘显然属于高档社区,它们的均价大约在7000元~9000元/平方米。所以在很多人看来,住在这两个社区中的大多数人大抵上可以算得上是中等收入者。
而与历德雅舍、珠江俊园一墙之隔,枫叶路的右边是著名的城中村上社村,这里住着数以万计的外来民工,以及少数在天河商业区上班的白领职员(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“委身”于城中村中)。在这里,除了少数靠高额房租维持高收入的房东外,大多数人可以归为低收入群体。
狭窄的枫叶路,由于施工车队常年通行,现在变得坑坑洼洼,加上旁边的农贸市场不时有污水流出,烈日下,路面变得腥臭难闻。每天早、晚上下班的时间,珠江俊园的不少业主都会捏着鼻子从这里走过。
简单的捏鼻子动作,折射出的是这些中等收入者自身的无奈,以及他们对马路对面另一群体的另类心态。
一条狭窄的马路,一面破落的围墙,隔开的是两个差异不少的社会群体,而像这样的路、这样的围墙在中国不在少数。
中等收入者身份认同缺乏
张旭(化名),31岁,珠江俊园的业主,今年年初入住。当听别人说他属于中等收入者时,张旭显然感到很意外:“我怎么就成了中等收入者了,就因为买了房子?如果是那样的话,正相反,我是给银行打工的民工。”
显然,张旭目前还缺乏中等收入者的自我身份认同。
像很多刚步入这一群体的人一样,张旭大学毕业后在广州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,经过几年的拼搏,有了一些积蓄。可是去年年底,一套70多万元的房子买下来,张旭立即就成了彻头彻尾的房奴,另外还欠着银行40多万元的贷款。
但是,别人看不到张旭的压力,他们仍然习惯于把他看成是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一员,因为张旭有着10万元的年收入(完全进入了6万元~50万元的中等收入者划界线),享受着清洁、宁静的小区生活,接受着周到的物业服务。
当然,张旭怀疑自己的阶层身份是有原因的,虽然他现在每个月能挣8000元左右,但扣除银行3000多元的按揭款、物业管理费、水电费、电话费和上网费,以及日常诸多的其他消费,加上每个月还要给远在湖南的年迈父母寄些赡养费,他每月实际上所剩无几。
两种社会身份的尴尬
这个月月初,张旭的父亲在家里的台阶上摔了下来,这一意外几乎耗尽了他本已不多的存款。“我现在是苦苦支撑着”,张旭向记者大吐苦水。
令张旭苦恼的是,这样的日子他不知道要维持多少年。“20年?也就是银行按揭结束的那一天。这不是等于说,我20年的努力仅仅是为了维持这个所谓的‘中等收入者’的身份?”
而令张旭更担心的是,一旦家里有人生什么大病,他真的可能穿过枫叶路,滑落到另外一个社会群体中去了。“从马路那边要跨过来可能很难,但要滑过去却非常简单,只需要你失业、单位效益下降,或者家庭成员生病!”
“我是住在中等收入者的社区,过着低收入者的日子。”张旭用这样一句话形象地概括了他的社会身份尴尬。
半年来,张旭的确过着低收入者的日子,在饭桌上他不再和朋友抢着埋单,不再陪女朋友逛街,想打一次出租车都要盘算上好几分钟,连剪发也要选择一个低档的理发店。另外,他偶尔还会走过枫叶路,到对面去买些便宜货。
一边是担忧一边是渴望
跨过枫叶路,再穿过围墙的小门,那边就是完全另一个景象。与历德雅舍、珠江俊园的宁静相比,这里喧嚣热闹得多。上社村住着几万外来工,也养活着几千小商贩和无证“走鬼”。
街道两旁排满了各种小商店、发廊和网吧;脏乱